此前由于没有标准而被作为“毒豆芽”认定、司法机关定罪量刑依据的添加物“6-苄基腺嘌呤”或将“正名”。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豆芽》（草稿）11月6日向业内公开征求意见。澎湃新闻注意到，与现行的产品标准相比，该草稿明确将“6-苄基腺嘌呤”定性为“植物生长调节剂”，并将其列为豆芽生产中允许使用的物质，其理化指标被限定为小于等于0.2 mg/kg。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豆制品专业委员会受国家卫计委委托，是新标准的起草者之一。
该委员会秘书长吴月芳11月10日向澎湃新闻确认，将“6-苄基腺嘌呤”正名为“允许使用物质”是此次征求意见稿的重点之一。但她强调，这仅仅是第一轮讨论的结果，接下来还将进行多轮讨论和意见征求，草稿最后能否通过食品安全评审委员会审定，还是未知。
将“6-苄基腺嘌呤”归为“生长调节剂”更科学
澎湃新闻9月27日曾报道，“6-苄基腺嘌呤”2011年被原卫生部“作为植物生长调节剂”拉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名单“按农业投入品管理”，但其在豆芽上的使用登记却未能顺利被农业部门“接收”。
农业部此前给中国食品工业协会豆制品专业委员会的一份回函称， “豆芽属于豆制品，其制发过程不同于一般农作物的种植活动，生产经营应符合《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而关于豆芽制发中的农药登记，该回函表示“目前尚无农药产品在豆芽上登记使用，我部不受理植物生长调节剂在豆芽制发中登记”。
因豆芽的属性和监管不明，其制发过程中使用的“6-苄基腺嘌呤”被认为是非法添加物，甚至是“毒物”。
重典惩治食品安全犯罪背景下，检测添加“6-苄基腺嘌呤” 被作为司法机关定罪依据。以“豆芽 有毒有害食品罪”为关键词在最高法主管的“中国裁判文书网”做检索，2013年1月1日到2014年8月22日期间，共有相关案件709起，918人获刑。而判决书中证据多提到“豆芽中检测出6-苄基腺嘌呤”。
2014年5月，国家卫计委正式下达《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豆芽》的修订计划，并委托中国食品工业协会豆制品专业委员会起草。按计划，新标准将在2015年年底拟定，并作为《食品安全法》的配套标准施行。
吴月芳10日告诉澎湃新闻，征求意见稿将“6-苄基腺嘌呤”定为“生长调节剂”还颇有些波折。此前“担心农业部门不接受，就想做一个迂回的——在标准中模糊处理，不提属性只作为添加物允许使用。”
“但起草专家最后认为，新标准应该从专业和科学的角度给公众提供正确的认识，生长调节剂的定性才符合它本身发挥的作用。”吴月芳解释说，豆芽中使用的6-苄基腺嘌呤作用为调节豆芽生长，这是细胞分裂素的作用范畴；而食品添加剂是在食品加工过程中用于改善食品品质和色、香、味以及为防腐、保鲜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的物质，——两者的功能显然不同。
吴月芳说，从接到卫计委委派修订标准任务后，她所在协会组织业内知名的专家和40多家企业进行讨论，此次草稿就是上一轮讨论成果。
她告诉澎湃新闻，下一轮讨论将在11月15日举行，目前的草稿还会再经过讨论，而最后需通过卫计委的食品安全评审委员会审定通过，才能正式施行。
采用比国外更严格的安全标准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征求意见稿将6-苄基腺嘌呤的残留限量定为小于等于0.2 mg/kg。
吴月芳告诉澎湃新闻，业内公认最严格的日本《肯定列表制度》针对包括豆芽的“其它蔬菜”制定标准，将6-苄基腺嘌呤最大残留限量定为小于等于0.5mg/kg。这意味着前述征求意见稿采用了相比日本更严格的标准。
“因为实际上，豆芽制发不需要也没有这么高的6-苄基腺嘌呤残留。”吴月芳说。
GB22556-2008《豆芽生产卫生标准》起草人之一、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教授康玉凡曾表示，中国农业大学课题组曾对6-苄基腺嘌呤做过风险评估，结果显示，在黄豆芽上按照低浓度施用2次，3天后其残留最高值为0.14mg/kg，而绿豆芽的残留试验最高值为0.13mg/kg。
而澎湃新闻拿到的一份农业部农产品质量风险评估实验室（杭州）2013年9月10日出具的“豆芽中6-苄基腺嘌呤残留的膳食风险评估报告”认为，“即使按照最大风险原则进行评估，各类人群的6-苄基腺嘌呤摄入量也远低于每日允许摄入量，风险完全可以接受”。
在豆芽属性这一问题上，吴月芳认为，虽然国家食药总局正在积极与农业部进行沟通，但是进展缓慢。“要靠部委间相互协调来解决问题非常困难，只有靠主管这些部门的国务院出面，责成有关部门对类似豆芽这样特殊产品生产过程的管理进行分工。”
事实上，农业部对豆芽的属性定义颇显暧昧甚至矛盾。
澎湃新闻在农业部第1490公告（2010年11月26日发布）看到，在用于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制定的作物分类列表中，“绿豆芽，黄豆芽”被作为“芽菜类”的代表作物。这意味着“肯定”豆芽的农作物身份，然而该部门前述给中国食品工业协会豆制品专业委员会的回函却又否定豆芽种植属“一般农作物种植”。
在吴月芳看来，我国食品分段管理由来已久。“对豆芽的监管实际是对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一个考验，如果能处理好，食品安全无缝监管就又进了一步。”
有关政策或有大调整
“毒豆芽”争议在报道后备受关注。一位接近有关部委的知情人士向澎湃新闻透露，相关部委或将做出政策调整，“而这种调整可能会很大。”
不过，调整的方向还不明朗。
《南方周末》此前援引一位参与了卫计委11月2日组织的豆芽食品安全标准的讨论协调会的人士的话称，有官员口头表示，有可能恢复相关物质“食物添加剂或助剂”的身份。
但澎湃新闻11月5日联系国家卫计委新闻发言人毛群安，试图核实“政策调整”的相关信息，其表示，将“了解一下（情况）”，但截至发稿，澎湃新闻未收到信息反馈。
而在2014年9月上旬，吴月芳又以个人名义向最高法有关研究室发去“关于豆芽案件有关法律法规”的材料，并在下旬再次以协会名义向最高法发去《关于请求解决“豆芽案件”的建议函》。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10月初向澎湃新闻回应称，相关业务部门正在对“毒豆芽”的法律争议进行研究，但因为暂未有结果，暂时不便披露。
吴月芳11月10日告诉澎湃新闻，最高法刑庭近日向她口头回复称，“非常重视，正在研究中”。
在她看来，这是一个好的信号，意味着有“实质进展”。
各地“毒豆芽案”还在发生
然而，与中央各部门讨论、研究的态度不同的是，各地“毒豆芽”案件依旧层出不穷，新的“整治行动”还在继续，更多芽农被以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送上审判席。
山东寿光市芽农卢中（化名）的案子11月3日一审开庭，和他共案被审还有其他15人，芽农们被控告从一位豆子批发商处购买含有6-苄基腺嘌呤的“无根水”用于豆芽制发。
该案3日上午审理完后未当庭宣判。本案律师之一张月林告诉澎湃新闻， 在2013年下半年，寿光市公安部门曾突查逮捕，并羁押了一批芽农。“据我了解，已经有8位芽农被判实刑。”
张月林称，代理本案后她曾与法官和检察官沟通，但对方坚持认为，“这就是犯罪，没有缓刑一说，最少判6个月。”
而对于山东烟台芽农赵修月来说，命运仍然未卜。赵修月的儿子赵凯告诉澎湃新闻，他父亲的案件于10月24日一审开庭，尽管他们坚持无罪辩护。“但公诉人认为认罪态度不好，建议判2-3年”。
赵凯说，法院没有当庭宣判，但休庭后有法官劝其父“认罪，不然可能判的更重”。
11月10日，澎湃新闻以关键词“豆芽，有毒有害食品罪”在最高人民法院主管的“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仅2014年9月1日至今，又有7起相关案件被判。
而在搜索引擎中检索，各地公安机关“打掉毒豆芽作坊”的有关报道还在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