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清
日前在北京发布的《2016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显示：高等职业教育成为农村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途径，高职院校农家子弟的比重逐年上升，目前已达到53%。高职毕业生月均收入连续五年增长，毕业3年后月收入5020元。
高等教育作为社会流动的重要渠道，为农家子弟提供了阶层跨越和人生突破的通道。农家子弟要想融入城市，实现从“农村人”到“城里人”的角色转变，接受高等教育是最直接、最有效的路径。“过半高职生为农家子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农家子弟拥有“跳出农门”的机会，能够过上比祖辈、父辈更加体面、更有尊严的生活。
高职院校农家子弟的逐渐攀升，既得益于国家大力发展高职教育的公共政策，也和农村家庭教育观念的转变密不可分。伴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普通高校毕业生不仅面临着就业困境，薪酬待遇也不尽如人意；与之相对应的是高职毕业生不仅好就业，而且收入并不错。在理性选择深入人心的当下，高职教育的社会认同不断提升，“过半高职生为农家子弟”在本质上是价值排序更新的产物。
高职毕业生薪酬待遇较好，说到底也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一种体现。高职毕业生大都为实用型、技能型人才，劳动的价值可以迅速转化；而普通高校培养的毕业生，有一些并不具备扎实的学识和较强的创新能力，所从事的工作具有很强的可替代性。与其读一个二三流本科高校，还不如读一个高职院校，成为不少农村家庭的“生存理性”。
“过半高职生为农家子弟”既有主观上的主动选择的因素，也和坚硬现实的挤压有关。在城乡教育资源失衡的格局下，“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找的工作越差”的“下沉旋螺”一旦成为一种常态，就会加剧阶层之间的鸿沟。利益固化、阶层板结的“寒门难出贵子”尽管存在有失偏颇的地方，但农家子弟进入重点高校变得越来越困难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高等教育的金字塔结构中，农村学生大多都分布在中下层，优质教育资源相对缺失的地方高等院校以及高职高专院校聚集了大量的农家子弟。在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机会整体提升的同时，进入综合型、研究型高水平大学的农家子弟的比例却在降低。近年来，国家从“弱势补偿”的角度出发，对农村学生给予一定的倾斜和照顾，提升了农村学生上重点大学和本科院校的机会。尽管如此，大多数的农家子弟依然只能进入高职院校求学。
对就业前景的预期也在制约着农家子弟的选择。在分析就业现象时，美国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曾提出了“弱关系”和“强关系”的概念。所谓“弱关系”，是指和联系不频繁的人的关系，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强关系”。实证研究表明，当前社会求职过程中“强关系”的力量更为强大，家庭背景、社会关系深刻影响就业质量。
置身一个人情社会、关系型社会，就业不公平竞争依然是农家子弟不得不承受的痛点。农家子弟所依靠的熟人网络在社会资源配置格局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通过“强关系”帮助他们就业的能力十分薄弱；缺乏社会资本、“无爹可拼”的农家子弟只能更多地依靠自身的人力资本，能够学会一技之长、靠本事安身立命的高职教育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次优选择”。
教育对一个农民家庭的意义之大，可以从路遥先生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哥哥孙少安对弟弟孙少平说的一句话里体现出来。这位后来被称之为农村首批万元户，也经历了诸多坎坷的农民说，“这家里只要有一个上学的，这个家就有希望。”教育对于一个农民家的孩子来说就如一盏明灯，能够指引着他挣脱土地的束缚，并且还意味着整个家庭有机会借此过上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也正因为此，笔者认为，“过半高职生为农家子弟”既让人喜悦，也让人担忧。
拨亮高等教育这盏希望之灯，激发社会活力，需要在提升教育公平上多一些改革和创新。一方面，要通过教育信息化等多种手段，缩减城乡之间在教育资源上的差距，让农家子弟有更多平等机会去参与公平竞争；另一方面，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释放利益空间和发展空间，让规则公平得到守卫，让机会充沛“不择地而出”。只有让社会流动渠道更加畅通和多元，让农家子弟拥有更多改变命运的机会，整个社会才会更有生机和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