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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2月1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备受关注的民法总则草案进入三审程序。相比于二审稿，三审稿对哪些问题进行了再度修改呢？村民委员会是否拥有“法人”地位？农村承包经营户债务如何承担？对未成年人实施故意犯罪的监护人，其监护资格是否可以恢复？请看本报记者给您一一解答——
本报记者毛晓雅
民法总则草案于12月19日第三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相比于二审稿，三审稿对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债务承担、村民委员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实施紧急救助人免责、监护人资格恢复等问题进行了修改。
12月20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分组会议上，委员们表示，民法总则草案经过两次审议，多方征求意见，已经趋于完善。其中的涉农法律规定也更加符合农村实际情况。同时，在分组会议上，委员们围绕三审稿展开了进一步讨论和完善。
增设一类特别法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村委会属特别法人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三审稿对于法人类别的修改，在营利性法人和非营利性法人之外，增设了一类特别法人：继二审稿中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资格外，又明确了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合作经济组织和机关具有法人资格。
对于确立法人资格的意义，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适时表示：对这些法人单独设立一种法人类别，有利于其更好地参与民事生活，也有利于保护其成员和与其进行民事活动的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法人与非法人最大的区别在于承担责任形式的不同，法人以其全部财产即法人财产承担民事责任，是一种有限责任，仅限于投资人的股份而不涉及其个人财产，其责任独立于其社员。非法人组织的出资人或设立人对非法人组织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刘振伟委员说。这就意味着，确认法人资格后，这几类机构或组织的成员个人无需以其个人财产承担责任。
辜胜阻委员对增设“特别法人”表示赞同：这次修改增加“特别法人”非常好，我们的法人不能简单地分为“营利”和“非营利”两种，这种分类在实践中不利于供给侧结构改革。但同时他提出，民办学校、民办医院、民办养老院这三类机构也不能简单地用营利和非营利去划分，建议民法总则在分类上进一步研究。
李路委员对此表示附议：“养老产业属于社会服务业，实际上具有公益性和营利性两个因素，选择营利性法人或非营利性法人都难以为继，不可能持续发展。建议扩大‘特别法人’的范围，把一些既具有公益性质，又能够保持微利营收的领域，如教育、医疗等纳入到‘特别法人’当中，以促进社会服务业的发展。”
农村承包经营户债务承担——农户家庭部分成员从事经营的，以该部分成员财产承担
草案二审稿规定，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债务，以家庭财产承担。有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地方提出，在实践中，农户承包的农村土地，有的由农户家庭的部分成员从事生产经营，建议区别情况，分别规定以家庭财产承担债务和以部分家庭成员的财产承担债务。
三审稿中，该规定修改为：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债务，以从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农户财产承担；事实上由农户部分成员经营的，以该部分成员的财产承担。
其中，“农村承包经营户”界定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依法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从事家庭承包经营的，为农村承包经营户。”
对于这一界定，许为钢委员在讨论中认为，农村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了以后，在经营权流转时，经营权可能就不是农户了，是其他人在从事经营，因此如果不把家庭承包经营权进行细化，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问题。建议作一些适当的修改，即这种债务应该是经营权拥有者承担，不管是土地承包经营户或者是土地流转经营者，债务主要由经营权产生，承包权不会产生这种债务。
鼓励和保护见义勇为行为——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受损的，除有重大过失外，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为匡正社会风气，鼓励和保护见义勇为行为，三审稿中明确，为保护他人而实施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除有重大过失外，救助人应免于承担民事责任。
近年来，诸如“救助倒地老人，结果惹一身官司”这样的事件屡屡见诸新闻，导致人们在紧急情况下实施见义勇为行为时总有种种顾虑，有了这样的规定，是不是就能消除做好事的顾虑呢？
许振超委员认为：“现在最要紧的是要老百姓清楚做什么事情是对的，要义无反顾地去做，而不是这件事做了，还要担心我要承担什么责任。”因此，他建议删去“除有重大过失外”这一限制条件。全国人大代表范海涛也认为，“重大过失”在实际生活中不好界定，建议删去，来鼓励和引导更多的人传递正能量，传承社会美德。
恢复监护资格增设一道槛——对未成年人实施故意犯罪的监护人，其监护资格不能恢复
根据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专家的意见，三审稿对未成年人父母恢复监护资格增加了限制条件，即规定：被监护人的父母或者子女被人民法院撤销监护人资格后，除对被监护人实施故意犯罪的外，确有悔改情形的，经其申请，人民法院可以在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的前提下，视情况恢复其监护人资格。
这意味着，对未成年人实施故意犯罪的父母监护人资格将不能恢复。
对这一规定，万鄂湘副委员长表示，恢复的条件用的是“确有悔改情形的”，这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把握。如果只是表面上、金钱上、亲情上表示亲近，或者暂时隐瞒了过去暴力倾向就恢复其监护权的话，容易造成假象，因此建议这一条更加具体一些，明确达到什么样的情形才能叫悔改的情形，否则对已经形成新的监护和被监护关系来说会造成新的伤害。
郑功成委员认为，简单地撤销监护人的资格，可能会产生消极的后果。比如在贵州毕节，由于父母在外面打工，留守儿童中不时出现一些恶性事件，在舆论压力下，当地政府担负了更多照顾留守儿童的责任，结果引发更多妇女外出。因此，监护人的资格可以依法撤销，但其应尽的财产义务须履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