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从三鹿奶粉中认识了三聚氰胺，从毒韭菜中认识了剧毒农药敌敌畏，从健美猪中认识了瘦肉精，从染色馒头中认识了甜蜜素和柠檬黄，这回从有毒豆芽中认识了动物专用药恩诺沙星。每一起食品安全事件的背后，都有不忍细说的民生之痛；每一次食品安全事件发生以后，公权机构总有各种托词：人手不足、经费匮乏、标准滞后、检测手段跟不上……
这几天，网络上有一句很火的流行语：不归我管。这句出自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官话",很有可能入选年度最雷人的官方语言。沈阳警方查获40吨"毒豆芽"后，市打假办会同公安、工商、质监、农委等部门，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试图从根本上解决豆芽生产的监管问题。会上，上述部门均称"不归我管",振振有词，唾沫四溅。
这是一幕现实版的黑色幽默剧。就豆芽生产而言，按照《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归农业部门管；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归工商部门管；按照《食品卫生法》，归卫生部门管；按照《食品安全法》，归质监部门管。严格说来，每个部门都能从对应的法律中找到管理的切入点，但现在谁都不去管，责任撇得干干净净。
目睹沈阳有关部门的这出闹剧，人们似乎恍然大悟，平日里声威浩壮的食品安全监管，不过是一个争功诿过、趋利避害、明哲保身的游戏。无怪乎，沈阳"毒豆芽"黑加工点三年前就被媒体曝光，黑心商人却毫发未损，依然故我。豆芽可以先不吃了，总得为民众或多或少被毒素虐待的肠胃讨个说法，可是瞧这阵势，事后找个教训、追个责任都难。
诸如豆芽生产监管责任的争议，其实一直都没消停过。比如卖糖葫芦的，如果一只脚踏进食品店，一只脚在店外，就会有是归工商还是卫生监管的争议。再比如，前店后厂的糕点房，店面、操作间是否分别归工商管和质检管，也有争议。还有前不久曝出的瘦肉精问题，到底归农业部门还是商务部门管理的争执，热闹得很。
仔细想想，在食品生产领域，监管部门都懒得去管的，大抵是规模小、利润率低，"没几两肉"管起来还费事的环节，如小商小贩小作坊。能几万几十万罚款的，各部门势必争得打架，谁都不愿放弃部门创收和"发家致富"的机会。各监管部门从自身利益出发，遇到好处抢监管，遇到难题齐推诿；有利争分"蛋糕",无利或有责则推诿扯皮。
"毒豆芽"之所以无人监管，并不是相关部门没有监管根据，而是因为没有监管利益可图，非但如此，还需要付出相当的监管成本。倘若豆芽检测像路桥收费一样油水丰厚，监管真空会不会很快就能得以填补？逐利逻辑驱逐责任逻辑居于上风，执法行为必然出现选择性，执法过程产生集体性失明，执法力度在利益考量中显得苍白甚至缺位。于是食品安全领域的许多暗礁潜伏在市场之中，公众的健康就成了试水试航的"探险船".
围绕豆芽生产监管问题，沈阳诸部门"口水仗"打出的"共识"是，"应从国家层面来划清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这真是一个绝妙的创意，当初确立分段监管原则，是为了理顺各相关部门的职责，如今却成了监管部门推卸责任的理由。豆芽出问题出在法律制度设计上，与我们八竿子打不着，这意思太明白不过了。
凡一时解决不了或不好解决的问题，都归咎于制度原因，希冀挂靠法律制度庇佑，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现代"制度依赖症",即过分依赖所谓的制度标准。这涉及的或许原本就不是一个制度性问题，而是施政的起码诚意--从来不存在尽善尽美的规定，事无巨细的条文永远无法关照到现实的每个角落。
一些法规制度制定时没有"毒豆芽",也没考虑到将来会有"毒豆芽",当然不可能明确该由哪个部门去管理"毒豆芽".但是，没明确谁去管理并不意味着"毒豆芽"就可生长在监管的真空地带。《食品安全法》确立的我国食品安全分段监管模式确有必要完善，但该法第六条规定的"县级以上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沟通、密切配合",为啥就没有监管机构去强调呢？
一直以来，包括食品安全在内的公共领域有一种倾向，每当出现一种新的恶例，就会有许多声音呼吁高层出面"规范",企望调整制度法规。但评价一个领域是否拥有良好秩序，法治是否健全，并不是看它有多少法规，事无巨细地覆盖现实的每个细节，相反，法治的质量，要看是否有一个可信赖的程序性机制去执行已有的规则。
事无巨细到"毒豆芽"都要"从国家层面"来划清监管责任，用律法规定作业范围，这就陷入了"细化时代"的怪圈。就"毒豆芽"而言，既有的法规可不可以解决？如果非要从国家层面加以调整规范，会不会滋生新的问题？如果缺乏这样缜密和细致的考量，动辄向国家层面"讨说法",那不过是为懒政和不作为找借口，说白了是耍无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