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冰
随着三聚氰胺、瘦肉精、塑化剂的曝光，食品安全事故频出已经极大影响了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谈起食品安全往往是风声鹤唳。公众信任坍塌后在短时间内便难于重建。甚至有部分人认为，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目前已经到了最为严峻的地步。
在许多公众看来，监管不力、标准缺乏正是食品安全事故层出不穷的一大原因。仅以食品添加剂而言，非法添加食品添加剂已经是食品安全面临的一个显著挑战。国家质检总局有关专家就曾表示，目前对食品添加剂的监管难度，在于没有标准，各地在食品添加剂日常监管过程中也会出现执法依据和执法力度不一致等情况。
据权威统计，目前我国被批准使用的2000多种食品添加剂中，有国家或行业标准的不到500种。专家就认为，制定和补充相关标准非常重要，没有标准，各地在食品添加剂日常监管过程中会出现执法依据和执法力度不一致等情况，会给企业正常生产和经营造成不小的影响。
不过，相关标准正在跟上，2010年至今，卫生部共制定公布了102项食品添加剂国家标准，制定了58项食品添加剂标准。而今年5月11日发布的《2011年度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项目计划（征求意见稿）》中，涉及食品添加剂的标准达到34项，超过了全部项目的50%.
而除了食品安全方面的标准和监管以外，公众对食品安全的理解，以及对食品科学的认识，也亟待提高。实际上，正是由于一些无良企业的恶劣行为所引起的影响，使得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恐慌放大。一些专家就认为，现在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很多被人为放大了。人们把不合格食品简单等同于不安全，而某些行业被曝出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后，公众对该行业的不信任感往往也会延伸到整个食品行业。
许多专家就认为，虽然食品安全在我国问题颇多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公众对食品安全有误解也加剧了社会的恐慌心理。而且，由于平时缺乏对食品科学的认知，公众对食品的了解往往都建筑在某件突发事情之后的被动认识上，无法基于科学知识基础上去主动了解和应对。
就上述问题，《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特意专访了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副理事长、国际食品科技联盟候任主席饶平凡。饶平凡认为，一方面，我国食品安全的主要问题是非法添加；另一方面，公众科普是食品安全的基石。而中国食品安全大厦的基石--教育正亟待加固。在国外，食品的管理和教育并重，比如日本就将食品教育列为学生素质的一部分。
第一财经日报：现在谈起食品安全问题，公众普遍有着恐慌心理，认为食品安全在中国缺乏保障，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到底应该如何衡量中国目前的食品安全水平呢？
饶平凡：目前社会、政府的表现都是慌的，没有深刻认识。乱的有好几个方面，首先就是基本认识乱了。我们要弄清楚，到底现在食品安全是变得更好了，还是更坏了呢？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种红薯的农民，看到红薯长虫，甚至会把农药滴到红薯的虫洞里。但是2000年以后，中国人的饮食观变了，出现了质的飞跃。食品安全其实是在进步，因为吃饱了看什么都不一样了，眼光变了。
在过去20年间，我国的食品工业产值已经有了大幅增长，从2000年开始我国的食品工业产值就基本达到了每年20%以上的增长。而随着食品工业的加速，人民对食物的基本需求满足之后，必然就会出现更高的要求。实际上，从2000年开始，中国人平均日常摄入热量达到了2300卡，突破了2000大卡的标准，这就意味着已经解决了吃饱这个问题。但是拐点也随之到来，中国人从那时候开始对食品有了更高的要求，这也是社会前进的必然结果。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食品工业产值在过去有了大幅的增长，但是其本身在质量上的提高还有限。可以说是人民群众的期待值和认识水平的提高超过了食品工业本身的提高。
日报：但是正因为食品工业本身质量还没有得到本质的提高，中国食品安全方面存在大量未解决的问题是不容置疑的，您认为食品安全事故频出的主要原因是哪些？
饶平凡：目前来看，食品安全主要涉及到三个层面，一个是道德层面，一个是法律层面，最后一个是技术层面。在中国，目前主要问题在于道德和法律层面。因为中国食品安全出的问题大多数都是非法添加，法律不允许你加的东西，你偏偏要加进去，这就不涉及技术问题，完全是违法和违背道德的问题。
但是政府在处理许多食品安全问题时，经常会有一些误区。比如出了一个很大的事故，政府就投很多钱在技术层面上，比如说购买昂贵的设备等。但要注意到，在法律和道德层面没有得到解决的前提下，仅仅依靠技术手段来解决所有的食品安全问题是远远不够的。
在这方面，如果想全部依靠政府来事无巨细地强制管理也是不够的，如果缺乏对食品安全问题症结的正确认识，管理并不一定能够全部有效。所以，有一个正确的社会环境也很重要，如果当企业处在一个正确的社会引导中时，就会选择正确的道路。但是如果企业实现产品安全的各项管理成本大过了社会、市场方面的效益，企业往往就会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
日报：那么要解决这些问题的话，也需要多方面的各种举措来多管齐下，您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应该是从哪方面入手呢？
饶平凡：实际上，对于食品安全这座大厦来说，最重要的基石就是教育方面。我们要看到食品目前正在发生很大变化，食品科学以及公众对食品的认识也需要与时俱进。但是这点目前做得还远远不够，比如说，虽然食品销售已经占工业产值的10%左右，但是在食品科学上的科研投入却非常缺乏，可见还未受重视。其实，即使就算食品从厨房里端上桌子这个过程中，涉及到的各项食品科学都非常多，只是公众的认识还不够，对一些事故缺乏判断的依据。
因此，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要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在对食品的教育方面，包括对食品工业从业人员的专业教育，以及对普通公众的大众教育。只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认知方式，去主动了解食品科学，才能摆脱现在每次出了什么突发性事故以后，被动性地去应对的状态。
日报：那么在食品安全方面，中国和发达国家的事故类型，以及公众认知方面存在什么区别吗？
饶平凡：发达国家在食品安全方面，公众的认识，以及食品安全文化都要更深入得多。比如说，我们看到国外一些家庭妇女对食品科学方面的认识，就不输于一些大学教授。这说明人家的食品科学公众认知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
目前，和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主要在于非法添加物不一样的是，国外的食品安全问题主要集中在管理和技术问题上，比如微生物、化学污染等等。比如我们常听说的国外食品安全事故，可能是农作物受到微生物感染之类，但不太涉及法律和道德问题。比如说之前美国出过一个食品安全事故，就是种植大杏仁的农场，不小心让出产的大杏仁从泥土里感染到了一些微生物，导致消费者食用之后出现不适。此后美国大杏仁协会还花了好几千万美元来教授大杏仁种植商如何灭菌。所以别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往往是技术方面的。
日报：还有什么具体的举措可以加强食品安全方面的建设呢？
饶平凡：除了政府监管以外，我们还要加强的是行业自治，让行业来对自己企业进行监管。因为行政监管往往会更重视对上负责，但有时不能有效地掌握事情的本质。行业则需要对自己的声誉负责。不过，企业目前违法成本过低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出现了什么事故，企业又得不到严厉的教训，那么并不能阻止企业在违反食品安全的道路上走下去。所以大幅提高食品安全犯罪成本也是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