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位于青海省东南部的九曲黄河第一湾，除主体民族藏族外，还居住着汉、土、回、撒拉、保安等民族。州、县驻地隆务镇。隆务镇隆务街是一个回、汉、撒拉、保安等民族相对集中的居住区。常住人口中有回族2952人，撒拉族1014人，保安族323人，汉族809人。其中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总户数为873户，总人口4289人，占全县总户数的5．4％和总人口的5．6％。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同仁地区各族人民情同手足，共同开拓，创造了同仁地区的文明，推动了社会进步。尤其是解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各族人民加强团结，励精图治，奋发向上，同仁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1994年同仁县城被国务院列入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也是青海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县城。
一、同仁穆斯林民族的历史渊源
自公元七世纪中叶以来，经过西羌和吐蕃等民族的长期融合和历史演变而形成的安多藏族在同仁地区逐渐形成聚居区。于十三世纪(元朝)初期，蒙古西征军中的“西域亲军”与从西域各国征调的士兵工匠组建成“探马赤军”驻防在青海黄河以南的安多藏区，其中撒尔塔部中的一支队伍受积石州达鲁花赤撒鲁尔部首领的派遣从果洛拉加渡口横渡黄河，进入黄南境内，驻扎到同仁隆务河畔，担任驻防任务。驻同仁“探马赤军”中除蒙古人外，还有沿途征调的阿拉伯人以及信仰伊斯兰教的西域色目人等。其中大部分是随军工匠，他们为担任驻防任务的部队锻造加工兵器、后勤保障等服务。不久，元世祖忽必烈(1273年)下“探马赤军就地落户加入村社与编氓”和“随地入社与编民”等指令，于是他们中的一部分蒙古亲军(首领)继续东进，大部分士兵和工匠则就地娶亲、招婿入赘，成为“兵农合一”的屯田户，定居到今年都乎、郭么日、尕沙日、保安下庄和吾屯下庄等地。从此，穆斯林人口和伊斯兰教开始进入同仁地区，据今已有七百余年历史。明洪武年间，在隆务周边建立了汉、回、蒙等民族组成的妥屯(现保安城内和下庄村)、吴屯(现吾屯下庄村)、季屯(现年都乎村)和李屯(现郭么日村和尕沙日村)的“保安四屯”，均属军籍户，实行军屯制，统归贵德守御千户管辖。明永乐九年(1411年），朝廷推行移民屯垦实边政策，又陆续从甘肃、宁夏、陕西和青海民和等地迁来大量的回族和汉族，在保安、隆务一带拓荒垦田，明万历二年(1574年)，从四川保宁府调来一批汉、回民族组成的部队，在原保安堡旧址重(扩)建保安城，并设“防御保安堡都指挥”，驻扎在保安地区，担任戍边防御任务。雍正初年设陕西河州镇属“保安营”。乾隆年间又增设营制，改属循化厅管辖，并修建设置了保安都司衙门，负责对同仁地区的军事防御和行政管制。由于穆斯林迁入同仁地区人口的增加，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群众和部分皈依了伊斯兰教的蒙、土、藏等民族群众先后在妥屯、季屯和李屯等寨子建起了清真寺和自己的坟地。清雍正七年(1729年)朝廷撤消明代屯兵番号，革除保安土兵制，停止粮饷供给，屯民统由军籍转为民籍，成为垦田种地、交粮纳税的屯田户，该地居民改土归流，遂演化为“保安四寨子”。他们与当地藏族共同长期居住在一起，世代友好相处，相互融合同化，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清同治初年(约1864年)，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加骤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挑动民族和宗教纠纷来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同仁藏族与穆斯林群众之间因宗教、民族和土地、水事等矛盾经常发生纠纷和械斗。封建头人唆使当地一些藏族群众围攻和驱赶穆斯林群众，致使从元代居住在同仁地区的穆斯林群众被强行驱逐。首先是尕沙日村的80多户穆斯林群众因水事纠纷与别村藏族发生械斗后，当即在本村和邻村藏族群众的护送下全部迁移到循化街子一带客居，后又迁徙到甘肃积石县大河家大墩村定居。随后保安下庄160多户穆斯林群众放弃居住四百多年的故土，也主动迁往甘肃积石山县大河家干河滩定居。不久又发生了多村藏族围攻驱赶保安城堡穆斯林事件。免遭杀害的城内穆斯林，群体(据传约100多户、300多人)向循化方向逃生，在途中受到浪加部落的同情，他们出兵堵截追兵，保护逃生的穆斯林安全撤离保安城，并将他们分户留住在浪加部落各户，约一年后全部护送出同仁地区。这些穆斯林逃生后，到循化县街子一带客居数年之后，因当地土地有限，加之遇到大旱，大部分人又辗转到甘肃省，定居在积石山县的梅坡村并与浪加部落保持着长期友好往来关系。东迁到大墩、干河滩、梅坡一带的穆斯林仍以“保安人”和“保安三庄”自居，通用近似蒙古语的同仁保安土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穿近似蒙藏民族的服饰和保持很多风俗习惯，传承了蒙古部队的兵器加工技术，善长精湛的“保安腰刀”制做工艺并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名气。解放后，于1952年3月25日由政务院批准将这一部人的民族正式确定为“保安族”。保安族东迁后，居住在年都乎、郭么日等寨子的大部分人也丢家弃舍，陆续迁徙到甘肃省的积石山和东乡县一带。居住在年都乎、郭么日等村与当地藏、土民族有亲戚关系而没有迁走的一部分穆斯林群众，在长期与藏族共同生活中融合为藏(土)族，改信了佛教，留住了下来。部分逃生或外出免遭驱赶的穆斯林群众，通过各种方式又散居到隆务庄、察庄、四合吉、牙浪、加吾、江什加等村；到清光绪年间(1870年前后)，随着形势趋于缓和，迁徙到循化和甘肃省积石山县的穆斯林后裔又陆续投亲靠友，返回到同仁地区，多从事经商活动；还有临夏、循化的一些回族商人，到同仁设点，长途贩运经销货物。起初，他们租住隆务寺院的僧舍以客居的形式流动做生意，在隆务寺院门口摆摊经营；与此同时，也有很多汉族土、木、铁、银等工匠进入同仁地区做工，久而久之“隆务德敦”《藏语·隆务七庄)又有了固定的回、汉族商客和工匠，他们做小百货生意，加工金银首饰手工艺品和承做隆务寺院的零活，散居在隆务寺院附近和隆务街区一带。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甘青两省回族起义反清，迁居同仁隆务地区的临夏、循化等地的回、撒拉等移民再次充实同仁地区的穆斯林群体。
二、隆务街的形成及清真寺的历史变迁
隆务地区地处青南一隅。在早期社会，由于交通不便，物流不畅，市场萧条，供应匮乏且物价昂贵，当地群众所需商品需长途跋涉到夏河、循化等地购买和驮运，很不方便。隆务寺院六世夏日仓·洛桑噶丹旦贝坚参(1859—1915)看到夏河(拉卜楞)由于有回、汉族商人经商，生意兴隆，街市繁华；相比之下，隆务市面萧条，虽有一些商客，但远不能满足隆务寺和附近藏族群众的生产生活需求。清光绪年间(1875年)，在六世夏日仓活佛的倡导下同寺院三大“扎仓”商议，决定在隆务寺院坡下，隆务河西岸灌木林地建一座供商(匠)人居住的土城。夏日仓活佛派出建筑上有经验的阿卡数人监工，雇用附近村庄民工，动工修建，筑起了一座南北长约250米，东西宽约200米，墙厚约1．2米，高约4米的小城，又从临夏白塔寺请来工匠，就地砍伐树木，在城内修建了统一样式，不带院落的300多间平房铺面和住房，形成南北走向的东西两条街，开有两个城门。六世夏日仓把散居在隆务寺内和周边藏族村落的穆斯林和汉族商人、手工匠人动员安置在城内定居下来，取名“加夸日”（汉城）。与此同时，夏日仓还从外地招募商人和工匠，动员已迁徙的“保安族”重返同仁，并给各户分配了住房和铺面，由各住户按占房面积每年向隆务寺院交纳“地铺钱”(房租金)。先后进入隆务地区的回、汉族大商户有临夏的“铁老板”、“天庆福”商号的兰家、“海和元”商号的赵家、“兴盛隆”商号的王家、“协泰成”商号的方家和“福佑宫”商号的章家以及从大河家梅坡迁返回来的“六八大人”马俊德、马全成等大商户为主的大小商户约60多家，大部分人以开商铺、摆地摊、经营小百货，开饭馆、旅店和跑山串乡打零工等为生。一些大商户就地收购牛羊毛(皮)等畜产品和鹿茸、麝香、虎狼豹皮等名贵土特产品，运往内地销售，又从内地运进藏区所需粮食、茶叶、食盐、布匹和日用品等，进行就地销售或集散到牧区交易。当时以“雷银匠”、“张炮匠”、“谢木匠”、“×瓦匠”等为主的手工匠人，发展到80多户人家，总人口约300多人。所以当地藏族一向称之为“隆务加夸日克哇甲曲”(藏语意为：隆务汉城商贾八十家)的尊称。
当时隆务街隶属保安都司衙门管制，在隆务街区不设朝廷管理机构，隆务街商人在夏日仓的保护支持下定居之后，一切服从夏日仓的管辖，人身安全由夏日仓和三大“扎仓”负责保障。回、撤拉、保安等民族中的一些大户商人充当各大昂欠的商业代办，雇用当地牲口，从内地为寺院贩运货物并帮助寺院修建和无偿承包牛羊的屠宰等杂活，为寺院服务，深受寺院僧侣的欢迎。当地藏族群众中些人曾经几次出兵想赶走这些“外地人”，都被六世夏日仓活佛强令禁止和严厉斥责。80家商(匠)户，人少势弱，受到当地一些藏人的歧视，经常发生偷盗、抢劫、驱打等事，都由夏日仓活佛或寺院出面制止。比如有天晚上，曲麻村有人偷盗隆务街马老爷家的羊毛被发现，马老爷用火枪打伤了盗贼，第二天曲麻村出动大帮人马来攻打隆务街，夏日仓及时出面调解。为了防止再次发生事端，寺院派僧兵把守城门，以此来保护商客、匠人的安全。回、汉、撒拉等各族商人、工匠为表达对历代夏日仓活佛的感激之情，每逢隆务寺有重大佛事活动、昂欠、经堂、佛塔竣工或过年时，主动上门致贺拜年。民国十七年四月(1928年)宁海军马仲英(尕司令)因反抗国民军进入甘青地区而兵变，沿途敲诈勒索到同仁一带，把童年的七世夏日仓·洛桑成列隆朵嘉措活佛劫持扣留为人质，并扬言要杀害时，隆务街回族全体老人立即前去求饶解救，并会同当地藏族群众集资筹款，出重金将活佛赎出，并由几名回族老人乘夜黑背送到寺院。从此，七世夏日仓活佛更加爱护这些“克哇”，经常深入商客、匠人店铺广交朋友，问寒问暖，每逢穆斯林群众的“尔的”、“古尔邦”和清真寺竣工等节庆日，活佛带寺院僧侣并携重礼到清真寺祝贺，汉族群众也派代表参加庆典活动。七世夏日仓活佛也曾多次出面化解藏回群众之间的各种矛盾和纠风，平息不良争端，使六世夏日仓活佛倡导修建的隆务街得到保护和不断发展。当年隆务地区藏、回、汉民族关系亲同手足，交往十分频繁，隆务寺院与清真寺和汉族寺庙之间，回、汉、藏民族之间在信仰上相互尊重，在生活上相互帮助，和睦相处，关系非常融洽，至今在隆务街老人中传为佳话。
隆务街的建成与外来民族和人口的不断增加、宗教的多元化和物资流通、贸易的发展是紧密相联的。经过各族人民长期的共同建设，这座小城逐渐得到发展，回、汉等民族先后在隆务土城建立了私营杂货店、饭馆、骡马店、染房、铁匠铺、银匠铺、铜匠铺、靴匠铺、木匠铺、毡匠铺和药店诊所等。民国十八年（1929年)国民政府在隆务街设同仁县政府，国家行政机关从保安转移到隆务街。由此，隆务街区逐渐成为同仁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宗教)中心。随之，居住在保安的一部分汉族群众也陆续迁居到隆务街，在隆务街先后办起了私塾和初级国民学校。“德兴海”商行组建“牦牛队”，以官商形式，长途贩运货物，进一步扩大了这个地区的贸易流通和商业网点。随着进入隆务街人口的不断增加，他们从客居到定居，过上相对安定的生活后，回族在隆务街城南坡地再度修建了清真寺，汉族在隆务街城南墙处和寺院坡下先后修建了二郎庙和园通寺(菩萨庙)。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翻身得解放，社会不断趋于稳定，同仁地区的经济和社会事业很快得到发展，各族人民开始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回、汉群众陆续拆除原有的简易住房，新建起院落式住宅，住户增加和街道延伸，城区不断扩大，使隆务镇成为了黄河上游一座重要城镇，被列入青海省“八大镇”之一。该城堡距今已有130多年的历史，由于民族众多，历史悠久，城区建筑古朴独特，具有深厚的民族、宗教文化底蕴，为后来国家确定“历史文化名城”奠定了基础。
隆务清真寺的修建经历了三次历史变迁。初建清真寺是1865年(建隆务街前)，散居在隆务寺院附近的穆斯林群众为聚礼之需，求得堪欠活佛同意，在隆务寺院坡下灌木林地搭建了一座牛毛帐房，在此聚礼10年之久；第二次是在隆务街建成后的1876年，拆除原有礼拜棚，在靠城墙南处修建了一座土木结构的四间平房清真寺，并在隆务河畔购买土地围建了穆斯林公墓。随着穆斯林人口的增加，约于清宣统末年(1911年)，隆务街回族第三次在隆务街南坡地(现清真大寺处)修建了一座土木结构的三间礼拜大殿。又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增修了三层木结构的“穆纳乃”(喧礼楼)。民国三十年(1941年)，该寺再度进行了重建和扩建。在几次新建、重建过程中，由于隆务地区穆斯林群众慷慨解囊以及当地藏汉兄弟民族的帮助，新修的清真寺具有中国宫殿式古建筑风格，占地面积近十亩，由礼拜大殿、南北教长室、学堂、沐浴室和喧礼楼等建筑组成，被确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当地藏传佛教寺院和汉族寺庙之间彼此为邻，互映互照，成为隆务一大景观。
解放后，特别是1984年以来，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得到全面落实，隆务清真寺历届管理委员会自觉接受各级政府依法管理，建立健全寺院内部的各项管理制度，加强信教群众内部的团结，教育信教群众遵纪守法，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走以寺养寺的道路，努力减轻广大信教群众的经济负担；在处理社会矛盾纠纷方面以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为大局，积极协助政府调解各类突发事件，尤其是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不受外界干扰，为同仁地区的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1980年10月班禅副委员长视察黄南期间特意接见了隆务清真寺寺管会成员，教导他们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和开好清真寺，并与他们合影留念，给清真寺赠款1000元，以示关怀。在与隆务寺院和周边藏汉群众关系上，同仁穆斯林始终高举爱国主义、民族团结的旗帜，正确处理与各民族、各宗教、各教派之间的关系。继续发扬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友好相处和共同发展的优良传统和历史习惯。如1985年，当隆务寺院恢复重建中向隆务街求助时，隆务街回汉群众积极响应，男女老幼全体出动，投工投劳，帮助完成了夏日仓活佛昂欠“金瓦寺”的基础浆砌工程，受到省、州、县各级领导的好评和各族群众的一致赞扬。由于清真寺多年来在各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和优异成绩，2000年被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授予“全国百家模范清真寺”的光荣称号。
纵观同仁穆斯林的发展史和隆务街的形成及不断扩建完善过程，无不包含着各民族的团结和睦和历代夏日仓活佛应世谦和、济世助人和宽容大度的高尚风格，尤其是第六世夏日仓·洛桑噶丹旦贝坚参先生和第七世夏日仓·洛桑成列隆朵嘉措先生为同仁地区的社会进步，经济繁荣、民族团结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回顾历史，是藏、汉、回等民族共同开创了同仁地区各民族团结互助，共同繁荣进步的历史先河。展望未来，愿同仁地区的各族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更高地举起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进步的旗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安定、团结、繁荣、富强的新黄南的征程中，做出新的贡献。
说明：
1、关于同仁穆斯林民族的历史和隆务街形成的详细情况缺乏系统的文字资料，此文系查阅有关省、州、县地方志和一些文史档案资料，考证遗址现场及走访当地群众搜集口碑所得，如果有误，欢迎指正。
2、作者：生于1946年4月，回族，青海省同仁县人，曾任政协黄南藏族自治州第十届委员会副主席。